编者按：本文为复旦大学老师王振忠的《社会学家吴景超的学术情感》的下篇筋膜枪 自慰。
（四）“贾而好儒”之传统与新型莳植
在传统期间，“西湖十景”、“潇湘八景”之类的预料影响深切，发展到其后，到处齐出现“十景”、“八景”之说。虽然历史学家对此多不以为然，认为这仅仅翰墨游戏，并无现实兴趣兴趣。但若从东谈主文景不雅的角度视之，至少在屯子层面，“十景”、“八景”之出现，显着反应出屯子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。就岔口而言，概况是在清代，出现了“八景”之说。其中，列在首位的是“梯云夜读”。对此，吴景超解读说：
梯云草堂，今已焚毁，然荒烟蔓草间，犹令东谈主想见当日气象。每当风和日暄，荒郊野外之际，携书至其地，据磐石读之，令东谈主抑郁之想，不扫而自去。
梯云草堂是岔口村著明的私家藏书处之一，咸同庚间毁于太平天堂兵燹。之是以将“梯云草堂”冠于“八景”之首，显着是意在标榜岔口系“贾而好儒”的徽州古屯子。
字据吴景超的描写，从清初以来，因茶叶之兴盛，岔口莳植的发展日眉月异：
自清初即崇礼教，重经学，雍、乾以降，有解元、举东谈主数东谈主，岁贡、廪生、生员十余东谈主，武秀才亦稀有东谈主。科举废，学校兴，又设有师范传习所、国民学校，毕业其中者，多设馆老师，称良师。
岔口在歙县仅仅南乡的一个小屯子，但从清代到民国，岔口一带的全球莳植颇为与时俱进。据文件纪录，马克想在《成本论》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东谈主王茂荫，为歙县杞闾里东谈主，亦降生于茶商世家，他其后成为户部右侍郎，主合手咸乐岁间的货币改换。其东谈主在十三至十五岁时，曾“从双溪吴柳山游”。“双溪”也等于岔口，吴柳山系乾隆丁酉（1777年）科江南乡试解元，为当地的文学界名宿，在歙县南乡培养过不少农商子弟。1906年，晚清举东谈看法云锦等，依靠茶捐及私东谈主捐助，在岔口创办了双溪师范（后改为大洲公学），这是清末徽州师范莳植早期历史上极为伏击的一页。
双溪草堂残迹
由于有着悠久的程门度雪传统，岔口东谈主对莳植极为青睐，当地的文风一向颇为炽盛。对此，吴景超永别叙述了私塾莳植和新型小学，绝顶是对岔口当地的师资、教材、课程及教授安排等，都作了审视的叙述。在他看来，私塾莳植已远远落伍于期间。而在那时，新型莳植也早已在岔口出现：
村中有一小学，名曰大洲两等学校，此为南一区唯一之小学，开办于民国元年。校址在村西忠烈古庙，内有讲堂二，食堂一，厨房一，职教员作事室一。开办之第一年，有学生五六十东谈主，……校中有职教员三，老师取启发目的，科目为国文、习字、算术、修身、历史、地舆、理科、体操、音乐、丹青等……授业时辰，逐日午前八点半起，至下昼四点半止。校中无体育场，体操多至村外原野上行之云。
近代教科书，光绪戊申（1908年）上海书局石印本
尽管仍有千般不足，但四肢新型莳植的一种表情，小学与传统私塾的课程及教授安排所有不同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，在皖南民间遍地可见的古书中，清末民国时期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各种新型小学讲义为数最多，这些讲义，显着都是旅外徽东谈主寄回家乡的新型教材。过去，除了教材以外，还有不少其他竹素也随之传入徽州。吴景超指出，岔口村中有藏书处所数处，如梯云草堂、双溪草堂、山对古书房、霞峰别墅、自得山庄、能静轩和龙门草堂等，齐是私家所设的藏书室，“其中灵验之书，无不具备。近今如名家演义、西洋演义，亦多购有”。揆诸史实，徽州素有藏书的传统，迄今在当地的古玩店中，仍可见到不少昔日庋藏古籍的红木书箱。仅仅到了近代，藏书的限度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儒家经典，而是扩及晚近的演义等。这种情形，也从一个侧面反应了徽州社会的变迁。此外，文中说起的名家演义、西洋演义等，显着亦然由旅外做商业者所购置，并寄回桑梓故里。
恰是因为茶业之兴盛以及茶商家庭对莳植的青睐，当地有不少东谈主出门经受新型莳植，从而成为闻明的学者、文化东谈主。绩溪的胡适如斯，吴景超则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。
筋膜枪 自慰
百年前吴景超走过的路
（五）东谈主生的转化跌宕
徽州虽然僻处皖南山乡，“山限水隔”，地舆上颇为阻滞。但跟着徽商的无远不届，以及土特产与外来商品的转输，东谈主群互动、文化碰撞及社会流动极为频频。犹如精良的徽派老屋子，高墙深屋虽然幽暗，但厅堂前的一方寰球，依然透着屋外的光亮，“四水归堂”顶全心呵护的盆栽，也在此寰球叮咛间目田地呼吸吐纳，从而振奋出祈望盎然……
徽派建筑中的“四水归堂”
吴景超降生于茶业殷商家庭，于1923年夏远赴太平洋此岸留学，先后在好意思国明尼苏达大学、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，并荣获学士、硕士和博士学位。1928年归国，春风欢欣，以后生才俊荣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老师兼系主任。1931年出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老师，并开展城市经济看望。过去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闻东谈主蚁合，著明学者陈达担任系主任，潘光旦、李景汉等东谈主亦然社会学系的老师，他们都曾赴好意思留学，相互关系颇为融洽，相互补助，但愿在中国大展武艺，拓展出社会学商议的新寰球。
1936年，应同窗好友翁文灏之邀，吴景超赴南京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通知。其间，曾赴英国、法国、德国和苏联等国，为中国的外事奔忙。抗降服利后不久，吴景超调任国民政府善后馈遗总署照管人。但他为东谈主正派，深恶官场成规，对宦途交际间的钻谋营取颇为不屑，遂辞去照管人职务，于1947年1月重返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。而后，他与一些同好在北平成立了社会经济商议会，出书著明的《新路》周刊，聚焦中国的政事和经济问题，相互疏通辩驳。从政事倾进取看，吴景超与那时的一些学者都属于目田目的学问分子，他们珍视好意思国式的“民主”，既谬误国民政府和蒋介石，又对共产目的抱合手怀疑格调。正因为如斯，《新路》周刊既遭到左派学问分子的批判和责怪，也受到国民政府的严厉申饬与压制，以致该刊不久后即被迫令停版。北平解放前夜，胡适、吴景超级东谈主，都站在个东谈主侥幸上的一个伏击“岔口”。外传，蒋介石曾让东谈主捎信给吴景超，但愿他能扈从国民党撤到南边。其后，胡适还挑升派东谈主送来两张机票，动员他一齐同业，搭机南飞。为此，那时的国民党《中央日报》，以致迫不足待地登出吴景超南下的音书。不虞，这些都遭到他的执意拆开。此时，吴景超似乎对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失望卓绝，他以致还劝胡适也一同留住。与此同期，傅斯年也戮力于诱惑吴景超前去好意思国执教，他亦不为所动，仍不息留在北京，理睬新政权。
吴景超手迹（复旦大学档案馆馆保藏）
吴景超致胡适（耿云志：《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》，黄山书社，1994年版）
新中国建立以后，吴景超奋力学习马列目的，积极阅兵想想。1951年春，他干涉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北京市委组织的西北土改参不雅团，前去大西北参不雅土改。此一行为历时一个月，转头后，他写了《干涉地皮改换责任的心得》，重心抒发对学问分子想想阅兵必要性的心悦诚服。1952年，中国大陆高校院系转机，很多大学原设的社会学系一概都被取消。1953年以后，吴景超经久执教于中国东谈主民大学经济缱绻系。在此时刻，曾发表不少关系东谈主口的文章，指出节制生养与限度东谈主口增长的伏击性，联系视力极受马寅初的叹赏。1954年，中国大陆想想文化界掀翻了一场全面批判胡适想想的政事阐发。1955年2月8日，吴景超在《光明日报》上发表了《我与胡适——从一又友到敌东谈主》，瓦解个东谈主想想的开始，批判了胡适的“主不雅唯心目的”，并决心与之划清边界。咱们虽然不可所有了解这篇文章发表前后吴景超的处境，但他奋力跟上期间，闻过则喜、痛下决心阅兵想想的心路历程，却是不言而谕的。
1956年10月19日，《真义报》上刊登了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费多塞也夫的一篇文章，报谈了外洋社会学会第三次会议的盛况。文中说起，这次会议共有五十七个国度的五百个代表干涉。其中，西方国度的社会学者发表了浩繁关系劳动、文化、生活、家庭、谈德、都市与乡村等问题的效劳，此类问题在社会目的国度都莫得得到裕如的青睐。这篇文章，让具有浓厚专科关怀的吴景超再行燃起了一线祈望，他迫不急待地发表了《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？》一文，指出：“在畅所欲言的期间”，“还有建立社会学一门课程的必要”。（《新建造》1957年1月号）在他看来，当代社会学是一门新兴的、最切实用的社会科学，在阅兵中国社会落背式样的经由中具有专有的作用，故而应当全心研读必要的当代学问，还原老师社会学，研讨形描画色的社会问题。吴景超擅自曾暗示，“几十年来积贮起来的东西不要浮松烧毁”，取消社会学是“阻滞科学，恣虐科学”，因此，他看法再行建立社会学系，并提议领先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成都这四大城市的大学内再行建系的具体有筹谋。这些专科看法及有筹谋，在政事与学术模棱两头的奥秘烦恼中，当然是形格势禁、求清得浊。不久，他就因世事突变而招尤惹谤，与学生辈的费孝通等东谈主一齐被错划为“右派”，历经晦气后，于1968年赍志永别，直到1980年才取得申雪……
影视在线（六）“被糟践的才思”
中年以后的吴景超（集会图片）
四肢徽商之子，吴景超降生于殷实东谈主家，少年期间饱食暖衣，得以释怀修业。他天禀灵敏，且极具悲天悯东谈主的社会关怀和热烈的爱国热忱。其东谈主受过讲究的传统莳植，也经历过欧风墨雨的浸礼，具有塌实的学术功底，曾与闻一多、罗隆基一同被誉为“清华三才子”。过去，吴景超极为活跃，他曾是《并立批驳》的作家和裁剪，深受胡适等东谈主的推重。1947年，他重返清华大学。一位签字为“域槐”的东谈主，在《目田文丛》上发表《吴景超老师回到北平以后》的文章，其中指出：
吴先生是清华园的名东谈主，从进清华当学生起到一九二二年出洋，在七年的学生生活中，他是清华园里又名出众的东谈主物，是过去的行为份子，他也曾久主编《清华周刊》，又是收货优良的学生，高高的肉体，详细可分，言语使东谈主合计松适，还颇带一些诙谐口气。留好意思转头后便启动了老师生活，这恰是传统典型的清华莳植出来的东谈主物。他一直是生活在中意和安乐的环境中，从事着一种所谓的雪白的莳植责任，他是一位社会学的众人，见原于社会现实情况的看望和商议，可是由于生活顽强的痴呆，总未免带着一些传统文东谈主和浓厚的经院习气，经久仅仅以不雅察东谈主的身份去不雅察现实的问题。基于这种格调得来的论断，除了富于少量东谈主类人性的同情和悯恻而外，是不易于对问题得到领路的发解的。
当然吴先生我方不会这么设想，而相暗自正因为有他我方的论断，终于禁压不住我方胸宇的抱负远见，他不可再把我方局限在象牙之塔内，让我方人命之火在内部窒息，他要为他所从事商议的学问，寻务实行的契机，他要为他所商议的对象，找长进谋取改换，救援在难题中回击着的东谈主民，他力主中国应该工业化以扩大坐褥的才略，从而接收农田上剩余的劳力，浩繁地升迁生活进程，而更基本的他看法放胆东谈主口的计谋，他合计三民目的中提倡饱读舞东谈主口的增多，真实是一种盲筹谋视力……
这篇文章显着是站在月旦国民政府的态度上去看问题，对吴景超此前弃儒为官不无隐隐，不外，对其东谈主的才思以及学术孝顺，亦装璜不住地颂赞有加。外传，梁实秋曾这么描绘他：“景超徽州歙县东谈主，长期是一袭灰布长袍，歪打正着反类犬，安分内分，刻苦勤勉。好读《史记》，故民众戏呼之为太史公。为文有程序，做事平心而论。”
吴景超有着开朗的外洋视线，治学格调严谨，并变成了我方专有的科研轨范。他早年考入清华留好意思缱绻学校，受过讲究的语言老到，英语基础塌实。在好意思留学时刻，又学习了德、法两种语言。在他最为活跃的年代，中国的社会学界，能以外洋公认的学术模范、通用的一流科学商议轨范，从事最前沿的学术看望。过去的不少科学回报，开山挖铜、创业拓地，迄今也曾社会学、历史学商议方面的经典之作，具有难以取代的学术价值。1949年以后，为了相宜时事的发展，吴景超又以五十多岁的年级启动专修俄语，几年之后便能流通地阅读俄文报刊、竹素，在力所能及的限度内，通过苏联、东欧了解外洋学术动态。不外，尽管他久擅才华，又极为劳作而奋力，但却身不由主地遭灾于政坛诡状考究变相，最终因千般忧累纷集独处而暮年苍凉……虽然他曾培养过像费孝通那样的著明学者，但本东谈主却未能成为一代宗匠，以致被今东谈主评价为“被糟践的才思”。其东谈主生轨迹之转化跌宕，令东谈主咨嗟！这不仅是他个东谈主的悲催，况且亦然稀疏期间中国粹术界的苦难与痛苦。吴景超的一些著作，波及中国的工业化谈路、农业当代化、社会安全以及经济轨制之礼聘等，事关国运民生，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与前瞻性，直到今天仍有着伏击的启发兴趣兴趣。仅仅跟着中国社会学的一度中断而湮没不彰，有不少经久为众东谈主所遗忘。
闭锁的门户
（七）外来教化与原土关怀
吴景超为中国第一代的社会学家，曾励志潜修，立身示范，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商议都市社会学最主要的代表东谈主物。他著书立说，叙述学术，并抱有平成寰球、治国化民的弘大瞎想。1929年，他出书《都市社会学》一书，这是中国第一部都市社会学的专著。他看法师法英国社会学家Charles Booth（1840-1916）所首创的“社会看望”之商议轨范，将中国的社会看望分为农村看望和城市看望两个方面。其中，农村看望不错依靠学生，这主淌若斟酌到中国那时的学生泰半来自农村，他们不错复返家乡看望我方的村庄。以往从未有东谈主关注到他所撰写的《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》一文，以至于于今还有学者认为“尽管吴景超积极提倡社会看望，他我方却没能亲自参与”。其实，早在1919年，吴景超就在家乡岔口村作念过访佛的看望。从前述的分析可见，《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》是一篇关系其东谈主桑梓故里、基于实地看望的民族志类型之府上，它从位置、沿革、物产、宗法、生活（含行状、衣食住、文娱）、莳植、风俗（婚嫁、丧葬、岁时、迷信）和胜景八个方面，对徽州的一个传统屯子作了多角度的致密描写，其中不乏精彩的描绘和罕有的史料记录。
歙县岔口的吴景超故园
1928年8月，吴景超以《唐东谈主街——共生与同化》一文荣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，它是吴景超“对原土关怀、实用目的态度以及实证性商议格调的兼顾”，对此，有的学者认为，此一效劳是吴景超承自芝加哥派系的商议心得，这虽然不无兴趣兴趣，不外，倘若咱们对照《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》一文，不丢脸出，有过先前屯子看望的现实经验，对从事更复杂社会的商议显着颇有助益。也正因为如斯，吴景超的诸多论断并莫得处处流表示那时习见的舶来洋腔，而是有着较好的原土教化表述。从这个兴趣兴趣上来看，《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》一文独具秉性，对咱们领路吴景超的生活经历过头社会学实行，了解晚清民国时期的农村社会，迄今仍具有伏击的学术价值。
岔口村吴景超后东谈主与本文作家合影（凌华兵摄）
（本文所附徽州布告及图片，除绝顶注明外，均系私东谈主保藏或拍摄。另，文中绘画由李甜博士协助清绘，特此致谢！）